文化信仰是通过教育传递给下一代的。我的女儿在学校中学到,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偷盗行为是错误的,但是她却不知道,征税行为本身也是错误的。这种教化的持续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。我能肯定凯莱永远不会投票去使直接偷盗合法化,但是我却不太确定她永远不会投票增加人们的税收(尽管我希望不会这样。随着凯莱一天天的长大,我会坚持我在她出生时便给自己立下的协议,即便我可以完全控她的政治观,我也永远不会去试图支配她的道德观)。
改革税收体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。而放弃目前这种难以置信的税收体制将会是一项更加雄心勃勃、更加光荣的计划。要想使这种努力取得成功,就必须在文化信仰领域进行一场革命,而且要将最终的革命成果从小学教育开始一直贯穿下来。奴隶制度的消亡正是如此的,它是被武装力量在短期内消灭了的,但是要彻底消灭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制度,还是经过了长期的道义上的争论,通过这种道义上的力量实现的。
那些胆怯的政治家们是永远不会赢得这场反对累进税制的斗争的,他们总是在论证(无论他们的论证是多么正确),高水平的边际税率会阻碍经济增长,会限制穷人和中产阶级的一些机遇。如果能赢,就像反对奴隶制的长期斗争获得胜利一样,也是那些具有洞察力和勇气的人们的胜利,因为他们会在大众面前宣布,累进税制是错误的。如果人们能够学会对偷窃一个酒铺感到厌恶,那么他们也应该能学会对征“富人”的税感到厌恶。